◇王梅芳 曾 凡
历史的发展总是由应然走向必然，应然需要开创、需要付出；而必然则是历史的选择和见证。回顾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程，舆论监督的足迹亦是如此。起初，人们几乎不敢确定它之于社会、之于党和政府、之于人民群众是乌鸦还是喜鹊，是祸害还是福音，实践领域几乎是禁区，理论探讨更是缺乏。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政治及法制文明建设的进展，舆论监督的话题已不显得那么沉重。虽然它既不具有司法权力的刚性意志、也不具有行政权力的硬性制约，它只是一种不具任何强制性的软监督，但在实践中，舆论监督却显示出十分独特而有效的监督功能，这种功能随着社会的运行、经济文化的发展越来越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不仅仅惩恶扬善，而且促进法制建设，启迪公民意识。因此，党和政府越来越重视舆论监督，老百姓越来越欢迎舆论监督。媒体广泛开展舆论监督活动，专家学者正在逐步深入、系统化地研究舆论监督，已经取得了很丰富的理论成果，而社会公众已经更成熟、更理性地参与着舆论监督。应该说，舆论监督的观念已经在中国社会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培养。
但是，关于舆论监督的话题依然那么沉重，因为在舆论监督的道路上有太多的泪水和太多的羁绊。从呼吁舆论监督、到提出保护舆论监督、再到卓有成效地行使舆论监督，可以说中国的舆论监督走过了艰辛而曲折的历程。
一
舆论是公众的意见。舆论监督则是公众对社会表达意见的一种方式。舆论的背后潜藏着公众对社会价值尺度和运行方向的内在要求。所以，舆论监督具有以公众意见监督权力的意味。
在中国古代，权力从理论上说只属于皇帝自己。所以，皇帝不需要舆论监督。即使是地方官，也仅仅是代表皇帝在行使权力，所以也不需要舆论的监督。虽然古代有舆论监督性质的“言官”（御史）这种职务和制度，但那应该说是皇帝个人的一种姿态，这种姿态既不牵涉到国家的权力结构，也不牵涉到民众与国家的关系。
从另一方面说，舆论或舆论监督的存在，无论它是实质性的还是形式上的，它都是对执政者和统治者的一种潜在威胁，是一种社会控制机制，使之不至于失控发展到极端。所以，统治者并不欢迎舆论的存在。
到了现代社会，由于民主政治体制的出现，舆论监督作为社会契约的一种保障机制而越来越具有实质性的地位和功能。
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舆论监督实践活动引人注目，舆论监督工作也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特别是最近十年来，舆论监督活动在中国的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许多时候，连生活在边远地区的农民受了委屈时也会知道通过新闻媒体帮助自己解决问题，这是中国社会的最重大的进步之一。从人治到法治，从带有封建色彩的因言获罪到言论自由，经济生活的发展伴随着精神文明的进步，当然也带来文化观念的变革和进步。
这种变化意味着社会法制环境的变化和人民生活空间的变化，意味着党和政府是把人民的利益放在了自己工作的中心地位，把人民当成了社会的主体和主人。
舆论监督除了可以作为惩治腐败的手段、批评社会不良现象的工具、一种向权力机关反映情况的渠道外，作为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舆论监督本身所具有的法正义、伦理正义、社会正义的内涵和力量、对社会（公众）的价值指导作用将超出其对现实生活的批评监督作用。
二
在人们的意识中，所谓“舆论监督”还有一个几乎可以随意置换的同义词——新闻监督。好像“舆论”就只是来自新闻媒介的批评性意见。显然，这与整个社会的公民意识和社会契约意识有关。
舆论监督不仅是新闻监督一种形式。形成这种状况的原因，首先是因为在中国几千年的社会生活中，舆论监督一直是一种隐性的或假性的存在，舆论的力量得不到各方面的重视。其次，近年来，随着社会的不断开放、民主建设的不断进展新闻媒介作为民间声音的不断壮大，本来是作为舆论集散地的新闻媒介，反而被看成了舆论的化身。管理者需要舆论时就把新闻媒介当做舆论来用，民众需要舆论时也把新闻媒介当成自己的代表。在这种状态下，“舆论监督”就被简化成对新闻媒介的利用和依靠了。所以，纠正对于舆论和舆论监督的简单化片面化理解是有意义的。
舆论是民众的声音。那么，所有代表和表达民众声音的事物，都应当被看做是舆论。也就是说，那些以各种方式在民间流传的流言、民谣、书籍、文告，甚至民歌、笑话等等，都是舆论。
舆论，每时每刻都在以不同方式传播着公众的意见。即使是在一些非常特殊的极端的情况下，舆论也是广泛存在的。所谓“千夫所指，不疾而死”，所谓“唾沫星子淹死人”，都是指舆论的普遍性和舆论的公众性。卢梭曾经说过：舆论“并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们的内心里；它形成了国家的真正宪法；它每天都在获得新的力量；当其他的法律衰老或消亡的时候，它可以复活那些法律或代替那些法律。它可以保持一个民族的创制精神，而且可以不知不觉地以习惯的力量代替权威的力量。我们说的就是风俗、习惯而尤其是舆论”。这里，卢梭所表达的，就是把舆论看做一种力量，一种道义力量、文化力量和精神力量。正是因为舆论的广泛性、公众性和代表性，所以舆论监督才能称之为“社会正义的象征”。
三
舆论和舆论监督是新闻与传播学的概念，同时也是社会学、政治学关注的热点，它是社会现代化的民主理念，是社会民主政治制度、政治运行机制和社会控制机制不可或缺的践行手段和实现途径。而正义问题是伦理学的概念，是伦理学的核心话题，同时也是哲学、政治学、法学和经济学关注的热点和焦点，它是人类社会理想选择中既抽象又具体的价值标准。舆论监督与社会正义在其价值取向上具有强烈的一致性，那就是对于非正义的否定性反映。舆论监督是社会公众运用舆论的力量制衡权力的越界、纠正社会偏差使之沿着法制的符合社会共同准则的方向亦即社会正义的方向运行，舆论监督从根本意义上说就是追求社会正义，即一种政治、经济、文化和人性的和谐境界。正义是理想的美德、理想的境界，而舆论监督是对实现理想
◇王梅芳 曾 凡 历史的发展总是由应然走向必然，应然需要开创、需要付出；而必然则是历史的选择和见证。回顾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程，舆论监督的足迹亦是如此。起初，人们几乎不敢确定它之于社会、之于 ...
德、理想境界的践行，因此，社会正义的实现离不开舆论监督，它们的共同基础是“公正”、“平等”、“自由”、“正当”。舆论监督与社会正义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中相伴相生、相依相随的精神文化现象，二者对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合理发展在目标、理念和实践意义方面有着高度的一致性。在现代文明社会运行中舆论监督不仅仅是工具的，它所谋求的社会正义的境界也不仅仅是政治的、经济的或法律的、道德的，同时它更是一种文化的状态和精神的秩序，是一种引导人类生活和谐化、完美化的价值向度。
在这里我们研究和强调舆论监督，绝不希望人们仅仅把舆论监督作为一种向权力机关反映情况的渠道，也不是要人们把舆论监督作为一种发泄情绪的工具来批评社会不良现象。我们需要由此进入一种现代文化的建设过程，由此来探寻多元化社会中能够被多数人所接受的社会评价尺度。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们希望增强社会公众对于社会的主人翁意识，建立一种法制基础上的社会沟通渠道，推动社会主义民主建设。
舆论监督是代表社会公意的，也就是说它代表一种最广泛的社会意愿。因此，舆论监督所凭借的价值观念、道德尺度就很重要。
在封建社会，舆论主要来自统治阶级的正统意识形态，是封建皇权的意志体现。现代社会，特别是二十世纪量子力学的出现、“地球村”概念的出现、政治多极化的出现，不仅打破了政治上极权统治的局面，而且打破了人们观念上自亚里斯多德和牛顿以来的线性思维的习惯。在文学、历史、文化学、民族学、哲学、美学以至政治和经济领域，更多的人开始接受多元文化的观念：即承认这个世界是由许多平等的区域和民族构成的，这些平等存在的民族和地区有各自不同的文化传统、价值信仰和生存方式，每个人、每个民族、每种文化和每种意识形态都有其独特的价值和权利。
因此，在一个开放的时代和社会中，舆论也应该有文化的包容性和政治的开放性，应该是一种建设性的发展性的文化体系的一部分。所以，我们需要建立和完善一种社会评价体系，这种社会评价体系不是单向的，不是封闭的，不是作为政治权力或经济势力的附属物，而是来自文化多元化的观念，来自社会发展和人的自由生长的观念，当然也来自权利平等和利益平等的观念。
四
作为现代文化观念和现代政治制度的体现，舆论监督提倡平等观念、公民观念和社会契约观念，这与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具有深刻的冲突性。这种冲突不仅是理论的冲突，而且表现为现实和实际的冲突。一定意义上说，中国现在的社会结构仍然是建立在官本位基础上的，官员在某种程度上只对上级负责而不对社会公众负责。如某些地方官员在内心深处不欢迎、不提倡、不允许平等观念、公民观念和社会契约观念，他们所要的只是听话的老百姓，包括听话的记者。
实际上，中国共产党在建党之初就把追求全社会各阶级的平等作为一个根本目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国纲领中也包含了对阶级平等的追求。但由于中国传统价值观是建立在封建等级秩序基础上的，所以，官为民之父母、上级是下级的主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观念，就作为常识，并且以潜意识的方式流传下来。即使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地球村”和全球化观念已经成为时尚的今天，那种政治上的等级秩序观念仍然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中国人现实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而“平等”则停留在精神层面和理想层面，或者仅仅成为某种姿态。
改变是必须的。改变也是困难的。这将是一个漫长的时间过程。其中，既有观念的改变，也有制度的和习俗的改变。而舆论监督在这个改变过程中，可以起到相应的助力作用，尽管这种助力可能会微不足道，但积少成多、积弱为强，终会成为一种潜移默化的文化力量。
通过舆论监督，可以向整个社会传达社会正义的观念，提高公民的自觉权利意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半个世纪，中国人民有了“当家作主”的概念，也有了“人民”、“群众”这样初步的公民意识。但这里的“人民”和“群众”都是一种朦胧的集合概念而不是具体的有所指向的个体集合。在“人民”的概念下，每一个生活中的个人都是虚无，只有所有人的总和才构成人民，由此造成了“人民”实体的虚无，也就造成生活中的所有个人都不能享有“人民”的权利的逻辑悖论。
当通过舆论监督的渠道来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具体的事例来强调社会正义的观念，强调公民的个体存在价值，以对具体的个人权利的落实，来实现以往抽象的“人民”权利。通过这样的一种权利的落实，使社会公众切实感受到个人作为社会成员的重要性，使每个人都从中学会保护自己，也学会尊重他人。这样，我们的社会才有可能真正成为“人民”的社会。
五
当提出通过舆论监督来消解或弱化中国传统价值观中的等级秩序观念时，我们并不是把它作为一种政治行为，而是把它作为一种推动社会文明的文化过程来理解。一个发展的社会，一个有健全的社会监督机制的社会，一个有精神推动力的社会，才有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所谓现代化，不仅仅是一个经济过程，更重要的是一个精神过程、文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既有体制的建设，也有文化的建设，既有经济的发展，也有文明的发展。
中国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历程，其中的曲折与努力、矛盾与发展，无不饱含着舆论监督的文化与精神力量。从十四大到十七大，“舆论监督”都作为关键词写入党的报告中。“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 “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统筹兼顾”等等，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把舆论监督作为一种社会平衡机制，一种对社会公正的外部保障机制，那么，就会发现，舆论监督的过程，其实往往就是某种维护社会平衡和维护社会正义的价值观念被传播、被接受、被普及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但社会正义的事实得以确认得以实现，而且社会正义的观念也将被作为某种文明形态、文明成果而纳入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某种文化的基础成分。
所以，有一个共识是应当建立的，那就是舆论监督不是一种社会对抗行为，而是一种社会协调状态，不是为了由外至内的批评而是为了由内至外的建设，不是做减法而是做加法。形成了这样的社会氛围，舆论监督就能真正
◇王梅芳 曾 凡 历史的发展总是由应然走向必然，应然需要开创、需要付出；而必然则是历史的选择和见证。回顾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程，舆论监督的足迹亦是如此。起初，人们几乎不敢确定它之于社会、之于 ...
德、理想境界的践行，因此，社会正义的实现离不开舆论监督，它们的共同基础是“公正”、“平等”、“自由”、“正当”。舆论监督与社会正义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中相伴相生、相依相随的精神文化现象，二者对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合理发展在目标、理念和实践意义方面有着高度的一致性。在现代文明社会运行中舆论监督不仅仅是工具的，它所谋求的社会正义的境界也不仅仅是政治的、经济的或法律的、道德的，同时它更是一种文化的状态和精神的秩序，是一种引导人类生活和谐化、完美化的价值向度。
在这里我们研究和强调舆论监督，绝不希望人们仅仅把舆论监督作为一种向权力机关反映情况的渠道，也不是要人们把舆论监督作为一种发泄情绪的工具来批评社会不良现象。我们需要由此进入一种现代文化的建设过程，由此来探寻多元化社会中能够被多数人所接受的社会评价尺度。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们希望增强社会公众对于社会的主人翁意识，建立一种法制基础上的社会沟通渠道，推动社会主义民主建设。
舆论监督是代表社会公意的，也就是说它代表一种最广泛的社会意愿。因此，舆论监督所凭借的价值观念、道德尺度就很重要。
在封建社会，舆论主要来自统治阶级的正统意识形态，是封建皇权的意志体现。现代社会，特别是二十世纪量子力学的出现、“地球村”概念的出现、政治多极化的出现，不仅打破了政治上极权统治的局面，而且打破了人们观念上自亚里斯多德和牛顿以来的线性思维的习惯。在文学、历史、文化学、民族学、哲学、美学以至政治和经济领域，更多的人开始接受多元文化的观念：即承认这个世界是由许多平等的区域和民族构成的，这些平等存在的民族和地区有各自不同的文化传统、价值信仰和生存方式，每个人、每个民族、每种文化和每种意识形态都有其独特的价值和权利。
因此，在一个开放的时代和社会中，舆论也应该有文化的包容性和政治的开放性，应该是一种建设性的发展性的文化体系的一部分。所以，我们需要建立和完善一种社会评价体系，这种社会评价体系不是单向的，不是封闭的，不是作为政治权力或经济势力的附属物，而是来自文化多元化的观念，来自社会发展和人的自由生长的观念，当然也来自权利平等和利益平等的观念。
四
作为现代文化观念和现代政治制度的体现，舆论监督提倡平等观念、公民观念和社会契约观念，这与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具有深刻的冲突性。这种冲突不仅是理论的冲突，而且表现为现实和实际的冲突。一定意义上说，中国现在的社会结构仍然是建立在官本位基础上的，官员在某种程度上只对上级负责而不对社会公众负责。如某些地方官员在内心深处不欢迎、不提倡、不允许平等观念、公民观念和社会契约观念，他们所要的只是听话的老百姓，包括听话的记者。
实际上，中国共产党在建党之初就把追求全社会各阶级的平等作为一个根本目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国纲领中也包含了对阶级平等的追求。但由于中国传统价值观是建立在封建等级秩序基础上的，所以，官为民之父母、上级是下级的主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观念，就作为常识，并且以潜意识的方式流传下来。即使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地球村”和全球化观念已经成为时尚的今天，那种政治上的等级秩序观念仍然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中国人现实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而“平等”则停留在精神层面和理想层面，或者仅仅成为某种姿态。
改变是必须的。改变也是困难的。这将是一个漫长的时间过程。其中，既有观念的改变，也有制度的和习俗的改变。而舆论监督在这个改变过程中，可以起到相应的助力作用，尽管这种助力可能会微不足道，但积少成多、积弱为强，终会成为一种潜移默化的文化力量。
通过舆论监督，可以向整个社会传达社会正义的观念，提高公民的自觉权利意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半个世纪，中国人民有了“当家作主”的概念，也有了“人民”、“群众”这样初步的公民意识。但这里的“人民”和“群众”都是一种朦胧的集合概念而不是具体的有所指向的个体集合。在“人民”的概念下，每一个生活中的个人都是虚无，只有所有人的总和才构成人民，由此造成了“人民”实体的虚无，也就造成生活中的所有个人都不能享有“人民”的权利的逻辑悖论。
当通过舆论监督的渠道来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具体的事例来强调社会正义的观念，强调公民的个体存在价值，以对具体的个人权利的落实，来实现以往抽象的“人民”权利。通过这样的一种权利的落实，使社会公众切实感受到个人作为社会成员的重要性，使每个人都从中学会保护自己，也学会尊重他人。这样，我们的社会才有可能真正成为“人民”的社会。
五
当提出通过舆论监督来消解或弱化中国传统价值观中的等级秩序观念时，我们并不是把它作为一种政治行为，而是把它作为一种推动社会文明的文化过程来理解。一个发展的社会，一个有健全的社会监督机制的社会，一个有精神推动力的社会，才有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所谓现代化，不仅仅是一个经济过程，更重要的是一个精神过程、文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既有体制的建设，也有文化的建设，既有经济的发展，也有文明的发展。
中国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历程，其中的曲折与努力、矛盾与发展，无不饱含着舆论监督的文化与精神力量。从十四大到十七大，“舆论监督”都作为关键词写入党的报告中。“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 “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统筹兼顾”等等，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把舆论监督作为一种社会平衡机制，一种对社会公正的外部保障机制，那么，就会发现，舆论监督的过程，其实往往就是某种维护社会平衡和维护社会正义的价值观念被传播、被接受、被普及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但社会正义的事实得以确认得以实现，而且社会正义的观念也将被作为某种文明形态、文明成果而纳入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某种文化的基础成分。
所以，有一个共识是应当建立的，那就是舆论监督不是一种社会对抗行为，而是一种社会协调状态，不是为了由外至内的批评而是为了由内至外的建设，不是做减法而是做加法。形成了这样的社会氛围，舆论监督就能真正
全球公众传媒摘编：彭泉波
